2006年1月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作《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重要讲话,宣布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在全国掀起一轮创新改革的热潮。
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项重大、艰巨的系统工程。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一年过去了,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如何,科技创新各项基本指标完成情况怎样?为盘点成绩、展望未来计,本报今起推出“创新型国家建设一年回顾”系列报道。
杨祉雄是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产品研发的高级副总裁。2006年一年,他跑了许多家企业,明显感到一种变化:以前,这些企业连像样的研发部门都没有,成本中有一半用来购买国外技术与部件;现在,它们不仅设立了自己独立的研发部门,而且还开始重视研发方面的投入,急切地向用友这样积累了一定研发实力的企业汲取经验。对杨祉雄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实际上,不管是身处国立科研机构、高校还是企业,所有和研发相关或关心研发的人,去年都感受到了类似的变化。吹皱这一池春水的,正是2006年初举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去年年底,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2006年度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的报告,引起了各界广泛注意。该报告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2006年底,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额将超过1360亿美元,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研发投入第二大国。
经合组织相关负责人皮拉特表示,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以及科研人员的增长幅度和总量非常惊人,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0.6%上升到1.23%。同期,科研人员的数量增长了77%,总人数达92.6万人,仅次于美国的130万人,同样位居全球第二。
虽然有很多专家对经合组织这些数字的准确性表示质疑,不过,从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传来的信息也再次确认了目前中国在研发投入上的迅猛势头: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总支出达300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上升了22%,占GDP的1.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这一纪录意味着,从2001年首次突破千亿元之后,我国的研发投入是在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短短几年时间里便跨上了另一个千亿元台阶。
研发总额的提升是否就意味着我国进入了研发强国的行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副研究员林跃勤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研发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研发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也是开展研发工作的重要基础条件。然而,总量的增加虽然为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创造了必要条件,但从投入布局和研发效率等方面看,我国的研发能力还是停留在比较弱小的阶段,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亟待加强。
据了解,科技部会同国家统计局、教育部等部门进行的国家科技进步统计监测跟踪调查显示,十年来我国的研发强度从0.7%上升到了1.4%,整整翻了一番。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比例还处在较低水平。位居研发投入总量世界第一的美国,2004年研发投入强度为2.68%,日本则达到了3.13%,瑞典、芬兰等国的研发强度也已超过3%。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国家提出要在2020年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为此,在随后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明确表示,要使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10年达到2%,但这也不过是目前欧盟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林跃勤说:“2003年,我国人均GDP跨过1000美元这道坎,既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结构剧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意味着我们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是通过自主创新和科技革命实现向上突破,走上与韩国、新加坡一样继续快速繁荣富裕的道路;还是陷入缺乏创新、科技落后、对外依赖严重、贫富不均、发展缓慢的拉美化泥潭。”他认为,对研发投入而言,同样也面临着转型期的阵痛与考验。对国家来说,除了经济上的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科研体制阻碍技术创新的种种弊端,为提高全社会的研发水平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企业创新的瓶颈
相关资料显示,在我国研发投入总量中,我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已占据70%以上的份额,这已经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表明我国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地位正在不断加强。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刘积仁告诉《科学时报》记者,东软集团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已占到其营业额的12%到13%。杨祉雄也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用友软件在研发上的投入已占其营业额的16%。在这两家企业的研发总额中,国家给予的研发经费支持均占3%左右。
林跃勤认为,像东软、用友这样具备一定研发实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自主创新方面的能力与活力。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则显得相对不足。科技部发布的《2006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建设缓慢、投入强度不足、开发能力弱的问题。报告强调:“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已成为国有企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杨祉雄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和市场意识强的优势,自主创新的动力和愿望也更加强烈。林跃勤也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对自主研发不很积极,主要原因在于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等体制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都是由上级部门任命的,而且有一定的任期。缺乏激励机制和谋求短期效应,使得国有企业的领导很难在研发上作大的投入,也很难萌发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作长期投入的雄心壮志。
实际上,由于实力和机制上的原因,我国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外企业差距仍然很大。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投入的研发资金用于新产品开发的只有24%,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不到10%。而且,对于新产品的研发也更注重短期项目,而对长期性的、有市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则很不够。另外,相当多的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经费支出远大于用于消化吸收费用支出,平均比例达到6.5∶1,而二战后日本的这一数据是1∶7。
科技部发布的《2006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在快速提升的企业研发投入中,外资企业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研发投入达到231亿元,占全国大中型企业投入的18.5%,比5年前提高了7.5个百分点。但专家分析,由于跨国公司一般有着很强的专利保护意识,同时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成果只以“半成品”的状态返回母公司,最终的专利和技术成果体现在境外,这样一来,外商研发投入的加大与中国短期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就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大企业不愿做,小企业做不了。”林跃勤对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状况作如是总结。他认为,要想改变目前的局面,必须得从制度创新入手,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解放企业潜在的创新能力。
科研效率的提升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单位研发支出的科学发明成果和技术创新成果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科学成果效率系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3%,技术成果效率系数仅为2%~4%。据统计,我国包括人力、财力等综合因素在内的总的科技投入大约是美国的1/4,科技产出却只有美国的8%~9%,即我国的科技效率只有美国的1/3左右,在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此,林跃勤认为,目前我国既存在科技投入不足,也存在浪费严重、科技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提高科技投入产出的效率是应当引起科技界关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理地配置和高效利用科技资源,提倡节约,“少花钱,多办事”、“把钱用在刀刃上”,“集中力量办大事”,使科技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是目前提高我国科技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与研发经费数量的增加相比,形成系统创新产业链的意义也同样重要。”刘积仁说。他认为,现在中国最急需的还是要在政府主导下整合创新的各个环节,形成系统创新的局面。因为只有从系统的角度考虑创新,才能避免创新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减少创新的盲目性,使创新的价值得以在市场上体现。
林跃勤也认为,实现技术创新,关键在于改革科研体制,要以政府组织管理和投资为主导转向以企业投资和管理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和民间技术投资研发与创新的积极性,由各种科研机构各自为政、平行用力转向强化协作、联合攻关,从重理论研究转向注重科研成果生产转化。只有科研体制的完善和创新,才能保证经济效益和科研水平的持续提升。
此外,加强科研经费的监管力度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记者在一次座谈会上获悉,某科研院所一位项目负责人常年使用课题经费租赁汽车,以供个人使用。在该研究所领导发现之前,他已经与租赁公司签订了3年的租车协议。对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科研人员来说,科研项目已经成了“圈钱项目”:只要有了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就可以从中提成,甚至有人还用科研经费买车、买房等等。
在企业向国家申请科研经费时,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获得国家上亿元科研经费支持的“汉芯”系列芯片涉嫌造假,由方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承担、经费额上千万元的“863”计划项目“方舟3号”中途夭折,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对此,刘积仁认为,要防止此类现象,关键是国家要在立项时注意把关,并对研发过程加强审核和监管。